很多时候，我们陷入困局，是因为掉进了思维陷阱。这些陷阱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这些思维陷阱或认知误区经常把我们带进沟里，使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只有正视和了解这些思维陷阱或认知误区，才能解除它们对我们成长和成事的束缚。

(资料图片)

原文作者 | 托马斯·基达

《认知陷阱：人们常犯的6个思维错误》，[美]托马斯·基达 著，慕兰 孙静波 张嘉芮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年7月版。

错误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制定

在学习频道、探索频道、历史频道和旅游频道等频道，有关亚特兰蒂斯、大脚怪、特异功能、鬼魂出没，以及其他谈论千奇百怪的话题的节目每周都会播出。比如，学习频道播放通灵师的节目，称他们在冷战期间使用遥视能力精确定位了苏联境内的秘密军事设施，并连续9次正确预测了白银市场的动向（据称这是通灵功能的证据）。

这类令人咋舌的节目甚至还会在全美网络上播出。例如，美国广播公司（ABC）就开办了一档名为“世界上最恐怖的幽灵”的节目，该节目全是讲述个人与幽灵遭遇的各种故事。我最喜欢引用的是其中的一句话：“我只能说这是幽灵，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了。”这些节目通常只提供一边倒的片面观点，很少报道反驳这些观点的科学数据，也很少采访像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或乔·尼克尔（Joe Nickell）这样有本事的怀疑主义者，然而只有这些人才有可能为这些现象提供一些近乎合理的解释。例如，学习频道的节目并没有报道证明遥视能力不可能存在的科学证据。

为什么？因为只有耸人听闻的节目才能获得超高的收视率，所以绝不能让观众发现这些怪异说法经过科学验证是错误的。这些节目没有采访过任何持怀疑观点的人，因为怀疑主义者可能会指出，通灵者预测白银市场动向的能力其实可以用概率论轻松破解。即使节目采访了某些怀疑主义者，通常也只会断章取义地报道一些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很快就会被一些导向性的评论淹没，比如“怀疑主义者会不会搞错了”“似乎有些事怀疑主义者也无法解释”等。

电影《火柴人》（2003）剧照。

事实上，这些节目报道的现象通常可以用科学知识来解释，但是，这些科学知识并没有被报道。为什么意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呢？因为未能如实报道科学证据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重大的影响。研究表明，对超自然现象比如UFO的报道，最后不带免责声明的报道比带有免责声明的报道更能影响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信念。

想要知道媒体对人们信念的影响，只需想想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人类登陆月球这件事就能明白了。1999年7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所有的证据都支持登月成功的情况下，仍有11%的美国人认为登月是一个骗局。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福克斯电视台播出了标题为“阴谋论：我们登上月球了吗？”的节目之后，相信登月是骗局的人数比例竟然上升了一倍。

由此可见，仅仅是播报一些荒诞无奇未经证实的说法就足以改变数百万人的想法。我的目的并不是抨击电视台或其他大众媒体，它们确实报道了许多经过充分研究的主题，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然而，它们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错误信息，而区分这两者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一位经常做关于通灵能力的报道的记者曾被问及他本人是否相信这些报道，他居然回答：“我不需要相信它，我需要的就是两位博士能说‘这是事实’，那么我的报道就有了。”

既然有这么多人相信稀奇古怪的观念，而且其中一些人还有着博士学位，媒体报道这些怪诞事情的时候就有了所谓“专家”的背书。事实上，一些初出茅庐的记者常常会持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信念。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7%的学生相信超感官知觉，57%的学生相信魔叉探测术，47%的学生相信有人可以读懂一个人的气场或者能量场，还有25%的学生相信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如果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都持有这样的信念，他们未来写作的关于这些主题的文章很可能就有此类倾向。事实上，在主流媒体上，支持超感知、幽灵和占星术等的文章数量要远远超过对其持怀疑态度的文章数量，其比例大约是2∶1。

电影《火柴人》（2003）剧照。

总而言之，人们发现的任何有意思的东西都会出现在电视和纸媒上，无论这些东西有多么稀奇古怪。媒体不仅会让人们对怪异事物着迷，还会影响我们对正常事物的看法。研究表明，媒体对各种健康威胁的报道数量往往与这些威胁的发生成反比。

在一段时间内，美国的谋杀率下降了20%，而网络新闻广播中谋杀故事的播放量却飙升了600%。如此偏颇的报道会影响我们的信念。有一项研究专门分析了10年来涉及“毒品危机”字样的新闻报道量以及公众舆论的变化。结果发现，有时候，有多达2/3的美国人认为毒品问题是美国最严重的问题，而在其他一些时候，却仅有1/20的人认为毒品问题很严重。

由此可见，公众舆论的变化与媒体报道的变化相一致，这一点不足为奇。此外，媒体报道还经常会歪曲事实，因为它只关注个人叙述，并没有科学的数据支撑。1994年，关于食肉菌的报道横扫美国各个媒体，报道中充斥着被毁容的病人的图像和视频。尽管医学权威指出，人们被闪电击中致死的概率是食肉菌致死率的55倍，但媒体对这一事实置若罔闻。诚如美国广播公司在《20/20》节目中所说：“无论统计数字如何，这对受害者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毫无疑问，食肉菌确实会毁了受害者。然而，这些绘声绘色的个案描述却让我们为一件基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坐立不安。同样，在2001年的夏天，人们纷纷呼吁“离水远点儿！”，因为害怕被鲨鱼攻击的恐惧与日俱增。在2002年，最热门的媒体报道内容是儿童绑架案。在每一个案例中，事件本身并未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因为与前几年相比，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变化很小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媒体的报道却诱导许多人得出了儿童绑架案与日俱增的结论。媒体报道如此偏颇，难怪人们会形成错误的观念。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犯罪率实际上一直下降时，却有2/3的美国人认为犯罪率在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吸毒人数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但有9/10的美国人认为毒品问题已经失控。

错误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制定。例如，某一年度美国校园中暴力致死人数创历史新低，仅有1/10的公立学校报告了严重的犯罪案例，但是，当时《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却以“青少年定时炸弹”为题进行报道。正如社会学家巴里·格拉斯纳（Barry Glassner）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媒体报道提升了公众意识，其结果就是，人们花了大价钱来保护儿童免遭危险，尽管这些危险基本不会发生。而另一方面，美国儿童真正面临的危险在于，大约有1200万名儿童营养不良，1100万名儿童没有医疗保险。

由此可见，媒体报道可以影响个人信念和社会公共政策。电视制作人、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常常被那些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故事打动。然而，很多最能引起轰动的报道会涉及离奇错误的信念。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认真思考一下如何应对媒体铺天盖地的“袭击”。如果我们能在思维方式上不轻易犯错，就不会地被这种报道蒙骗。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有过分依赖轶事证据的倾向。

我们的信念不应该以故事为据

数年前，媒体上开始出现女性隆胸后患上各种严重疾病的报道，这些女性出现在美国全国性的节目上，讲述隆胸如何让她们患上各种疾病，从风湿性关节炎到慢性疲劳和乳腺癌。随着讲述类似故事的女性越来越多，脱口秀节目也开始采访一些医生，医生们也说填充物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么，这些医生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这是因为他们曾治疗过一些植入填充物后出现严重疾病的病人，在移除填充物后，病人的病情就出现了好转。基于这些报道，1992年美国国会举行了听证会，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正式禁止面向公众使用硅胶乳房植入物。

媒体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热门话题，继续推波助澜、夸大风险。随后就出现了大量的法律诉讼，陪审团判决女性因填充物引起疾病而获得赔偿的案件的赔偿总额高达2500万美元。1994年，一家联邦法院做出了42.5亿美元的判决，赔偿因填充物泄漏而患病的原告，这是当时最大的一桩产品责任和解案。作为填充物的制造商，道康宁公司被迫进入了破产申请程序。

电影《火柴人》（2003）剧照。

那么，填充物真的会导致严重的疾病吗？那些看似充分有力的证据，其实并无科学依据。聪明的女性和智慧的医生都犯了一个既严重又常见的决策失误——他们仅仅依靠轶事证据就认定填充物会导致慢性疾病。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还有更合理的解释可以解读女性出现的健康问题。女性最近植入了填充物就生病了，并不意味着是填充物导致了疾病。植入填充物后患上疾病可能纯属巧合。

那么，应该如何确定填充物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呢？我们需要对比没有隆胸的女性样本与隆过胸的女性样本，看看两组女性在重大疾病的发病率上是否存在差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确定，隆过胸的女性是否明显地存在更高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植入填充物会引发疾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疾病就不是由填充物引发的，而是女性误将自身的健康问题归咎于填充物植入。

较早的一项科学研究调查了700多名植入了填充物的女性和1400多名未植入填充物的女性的健康记录。研究发现，两组女性的结缔组织疾病的发生率没有差异，而填充物通常被指责为结缔组织疾病的诱因。当然，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应仅凭一项研究的结果就做定论。在科学领域，任何研究都必须反复进行才能让我们对其结论予以信任。在随后的几年里，人们又开展了许多其他相关的研究，研究表明填充物并不会导致乳腺癌或其他重大慢性疾病。

当然，隆胸手术可能会造成并发症（任何手术都会这样），包括感染、出血以及乳房组织硬化可能引发的疼痛，但这些并发症不是主要的结缔组织疾病，而多数百万美元级别的诉讼都是以此为据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执行编辑马西娅·安吉尔（Marcia Angell）注意到，此类诉讼中采纳的证据全部是轶事证据，即个案故事。

研究表明，人们更喜欢听信故事而不相信统计数据。举个例子，在一项研究中，人们观看了一段对监狱警卫的访谈录像。一些人说他们看到的警卫比较人道，而另一些人则说这名警卫完全没有人性。然后有一半的受试者收到信息表明这名警卫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或不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结果显示，关于警卫代表性的信息对个人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反，人们更多单纯信赖访谈传递的信息，而忽略了访谈信息可能不具可靠性和代表性。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会受到轶事证据的影响。研究表明，经常治疗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的医生（如胸科医生）比其他的临床医生更有可能戒烟。所有的医生对吸烟的危害都有清晰的认识，但那些亲眼看到吸烟对病人的影响的医生会受到最大的震撼。虽然数据信息通常应该是最值得关注的相关证据，但人们还是对个人叙述更有感触。

有趣的是，新闻媒体发现了人们对轶事证据的依赖倾向。多数新闻媒体热衷报道个人故事，如《日界线》和《20/20》。即使是以实事求是著称的严肃节目《60分钟》也没有报道大量的数据和统计信息。

事实上，该节目的制片人唐·休伊特（Don Hewitt）曾表示，除非节目里有故事可讲，否则，他不会看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或其他任何记者的节目。事实上，休伊特含蓄地表达了人们对美丽谎言的渴望。于是乎，媒体便大肆渲染个案，故意淡化科学和统计数据。虽然这样可以提升节目收视率，但个案让我们深信不疑的那些事，早已被科学证明漏洞百出。

电影《聚焦》（2015）剧照。

对于个人证词的依赖更是麻烦，因为这些证词很容易被操纵。数年前，魔术师兼著名的怀疑主义者詹姆斯·兰迪就展示了炮制怪异证词有多么轻而易举。在纽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中，兰迪告诉观众，当他从新泽西开车过来时，看到很多橙色的V形物体飞过头顶。几分钟之内，电台电话总机的铃声就响个不停，一个又一个的目击者打进来确认兰迪目睹的异象。这些电话的内容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兰迪没有提到的细节，比如有人报告看到V形物体不止一次地飞过。这是一次多么成功的访谈节目啊，但那从头到尾都是兰迪编造的故事——从来就没有什么V形飞行物！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兰迪清楚地证明了个人证词是多么一文不值。但是，为虚假声明提供证词的事情却时有发生。

由此，我们能学到什么呢？那就是在形成信念和制定决策时，我们的认知结构会自然而然地被轶事证据吸引。我们喜欢听故事，更喜欢对故事做出强烈的反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信念就应该以此为据。奇人轶事只是那些可能带有偏见的故事讲述者告诉我们的。因此，50件轶事并不比1件轶事来得更可靠。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严谨的科学研究，这样才能确定隆胸是否会导致重大疾病，辅助沟通是否真的有效。

我们在对外星人绑架人类的事件信以为真之前，应该要求查看有关的物证，特别是一些关于这个异常事件的切实证据，而不是单纯信赖个人讲述被绑架的故事。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像伪科学家一样的认知陷阱。

本文节选自《认知陷阱》，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已获出版社授权。作者：托马斯·基达；摘编：安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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